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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工商时报：中国"财经外交"谋求更多话语权
本报记者王擎
2005年06月24日10:27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25个欧盟国家13个亚洲国家财长26日云集天津
一张新的财经外交大牌即将开打。6月26日，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将在中国天津隆重开幕。
为何备受重视
“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迎来如此高级别的财政方面的国际会议，是中国经济实力、影响力日益强盛，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6月22日，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朱光耀在出席新华网举办的网上专访时说。
“这是在2004年会议成员国扩大后的首次会议，与前几次相比，是级别最高、人数最多、层次最高的一次会议！”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新闻吹风会”上表示。
据悉，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是在欧盟扩张新成员，实现25个成员之后的第一次亚欧财长会议。届时，将有来自欧盟25个国家、亚洲13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以及欧盟的财政委员会参加会议，再加上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的代表，共计43位部长级的代表云集天津。
而新华社日前刊发的一条消息，凸显了中国对于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的重视程度。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资深国际贸易专家周世俭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93年，美国政府极力倡导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APEC的发展，而APEC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欧盟。但是1996年3月在曼谷召开的首届亚欧首脑会议，标志着亚欧之间新型平等伙伴关系的建立，亚欧合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而亚欧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没有美国。事实上，美国从一开始就对亚欧会议颇有微词，后来又想以观察员的名义挤进亚欧会议，但遭拒绝。
在当下美国奉行单边贸易主义，在汇率以及纺织品贸易问题中对中国频频施压的状况下，在中国召开这样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欧财长会议，的确足以令人浮想联翩。
“亚欧会议各方希望亚欧两大洲能够加强沟通和协调，在国际财金和发展领域提出更加客观公正的政策主张。”财政部有关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
两大看点：汇率与贸易
据消息人士透露，周末的亚欧财长会议将会讨论中国人民币和全球贸易问题。
日本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在本周二表示，他希望在中国参加亚欧财长会议期间，能与中国有关方面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外汇问题及其他事项。
谷垣祯一告诉记者，与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举行一对一会谈的计划尚未正式敲定，但他希望能举行这种会谈，因为中日两国未来在金融及经济合作方面尚有潜力。而如果双边会谈得以举行，则可能会讨论中日两国经济，当然还有外汇问题。
业内人士分析，在6月10日伦敦举行的G8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和谷垣祯一曾单独会面，双方都认为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中国应该迅速启动有实质性的汇改措施。而在此次美国不能参与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日本将会承担向人民币汇率发难“领头羊”角色，成为人民币问题上最活跃的国家。
观察人士认为，虽然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将代表欧盟参加会议，不过欧盟可能不会在人民币问题上大做文章。而其他亚洲国家一向对中国人民币问题并不积极。日本很可能会陷入孤立处境。更何况，此次亚欧财长会议的东道国是中国，这意味着主动权也在中国手中。据悉，中国财政部办公厅证实了谷垣祯一的邀请，但表示中方仍在进行考虑。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议题将会是全球贸易问题。
虽然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得以在最后一分钟解决，但是在中欧签署备忘录的第二天，欧盟又对中国的两类劳保鞋提出了反倾销调查。中欧之间的贸易问题还将会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据李勇透露，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地区和组织纷纷提出要与中方进行双边会谈，以期扩大经济交往和交流。
“对于解决贸易争端，这是一个沟通的好机会，因为双方既要沟通感情，还要试探对方的底线。”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系副主任石永恒日前指出。
扩大国际经济话语权
2005年，对中国来说，是财经外交年的真正开始。
5月16日至18日，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是财富论坛第三次回到中国，在财富论坛的历史上创造了新的记录。
6月7日，IM C中央银行论坛首次在北京召开。IM C是国际商业银行与货币当局的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它被公认为是“影响全球短期资金流动、中期战略投资、长期市场导向的最重要的会议”。
6月26日，第六届亚欧财长大会在天津开幕。
10月15日到16日，全球关注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将在北京附近的香河第一城举行。20国集团是全球最重要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会议，也是国际财经领域最为关键的会议机制。
12月13日至18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部长级会议，将就各项多边经贸易协议作出决议。
一系列对全球具有影响的机制性会议陆续在中国举行，国际知名人士和财经巨头不断发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倾向于中国的话语，正是中国“财经外交”取得的积极结果。
所谓“财经外交”，是指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外交活动、外交磋商等，为本国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国际经济交往和活动的氛围和环境。
能否熟练运用和驾驭财经外交，关系到中国整体外交战略能否真正实施，国家的最高利益能否真正得到保证。正确看待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争取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措施、经济理念和经济基本制度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中国“财经外交”的着力点。
中国的“财经外交”正在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威胁论”和“祸水论”在中国“财经外交”下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以美国为首等国家觊觎人民币升值，施加种种压力，但在中国“财经外交”的作用下，主动权始终掌控在中国手中。分析人士指出，通过“财经外交”，中国经济发展给亚洲和世界带来的好处和贡献，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赞扬和肯定。而随着“财经外交”的不断深化，中国在国际财经领域的话语权还将不断增大。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责任编辑：刘锋）
Thursday, June 23, 2005
Wednesday, June 08, 2005
求解中国经济的"李约瑟之谜"
南方周末 2005-05-19 15:00:05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中国经济保持了史无前例的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为什么中国至今没能产生国际知名的本土企业？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会大幅背离宏观经济表现，以至于冰火两重天？中国经济的“李约瑟之谜”答案可能就在于本该成为市场经济引擎的民营企业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那么多重要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能在近代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问题一经提出，直到现在，仍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求解。
今天，我们或许也可以试着提出关于中国经济的“李约瑟之谜”：中国经济保持了史无前例的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为什么中国至今没能产生国际知名的本土企业？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会那么背离牛气冲天的宏观经济表现，以至于冰火两重天？
看看2004年财富全球500强公司的名单吧。美国公司上榜的有189家，日本公司82家，中国大陆15家，且是清一色的国有垄断企业，排名最前的是名列第46位的国家电网公司。
而亚洲最大的5家公司都是日本公司，分别是丰田汽车、NTT（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日立、本田和索尼。除了NTT，其余都是私营企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教授黄亚生是最早一批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国际知名企业的学者，他同时也是关注中印经济比较的先行者。通过多年的比较研究，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压制得太久”。
中国股市为何成为中国经济的“反晴雨表”？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的解释是：“中国股市的问题在于：好公司不一定能够上市，上市的不一定是好公司。”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无法上市。
也许，之前我们对中国经济提出的两个疑问都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本该成为市场经济引擎的民营企业在金融、投资、法律保护等众多领域长期遭受着不公平待遇。
具有嘲讽意义的是，民营企业争取了多年的在投资领域的平等待遇其实只不过是“非禁即入”。一般说，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行的。可中国的状况却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不行的，但对外资企业来说，很多却是可以的。这种例子在银行、电信、电力、石油、石化等领域屡见不鲜。
今年2月国务院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破解无形壁垒的标志性一步。
就在世界高唱“中国世纪”的时候，我们能否畅想，有那么一天，中国经济的引擎可以将接力棒交给民营企业；有那么一天，财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将不再被国有企业所垄断……
以下是记者对黄亚生的专访。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怎样重塑着亚洲经济？
黄亚生：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最显著的原因是中国的规模——中国太大了，即使是温和地增长，也将对亚洲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但是也有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原因。一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增量效应比印度的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运行被中央计划经济压制得太深太久了，远远低于其潜力，所以中国的经济政策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都会带来巨大的效应。也就是说，改革释放了被压抑得太久的能量，所以效果非常明显。
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加工贸易经济体———中国大量进口，然后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这样即使中国整体的经济规模还很小，但中国的外贸效应非常大。
记者：您很早就提出，印度更加扶持国内民营企业发展的战略为印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您觉得，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习什么？
黄亚生：每次我到印度，我对印度人说，你们要向中国学习，对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加开放。每次我到中国，我对中国人说，你们应该向印度学习，对国内民营企业从金融和法律上给予扶持。我想两国可以互相学习很多东西。
我很高兴地看到，很多中国学者，甚至一些官员现在对印度很感兴趣。但是，如果他们认为印度惟一的优势就是软件产业的话，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我对印度的制造行业已进行了5年的调研，这其中有不少企业———都是国内民营企业———将在世界舞台上非常有竞争力。
记者：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欧美国家越来越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国内，这种增长模式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中国在这种模式下只是挣了点血汗钱，而大部分利润流向了外国公司。您认为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黄亚生：是的，我认为尽管这个模式在几个方面很成功，但是未来将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该模式仅仅产生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当中国面临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时，这个低附加值的模式将行不通。1980年代当日元升值后，日本的应对之策是加强产品创新，并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种类（比如丰田的lexus和日产的infiniti）。
由于国内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中国的私营企业根本不能和1980年代日本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相提并论。我们将要为此———不是因为引进外资或促进出口，而是因为对国内的民营企业压制得太久———付出巨大代价。我真的需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FDI，而是民营企业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高效率的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微软是民营企业，Intel是民营企业，GE是民营企业。如果这些公司坐落在中国，他们将得不到贷款和法律保护。有人认为韩国和日本之所以发展了是因为他们有大公司。其实，韩国和日本之所以发展是因为他们有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三星、现代、索尼、丰田、日产、本田，这些全都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变大是因为他们有效率，而不是这些企业大所以有效率。我国的大企业政策代价极大，因为该政策扶持的是一些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已经26年了，但中国还有很多人仍然没有领会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知识。
最后我想指出，经济发展有赖于人民的素质。中国人如此聪明、勤奋，如果我们能建立起正确的经济体制，那么有什么理由中国的人均GDP不是1万美元，而是现在的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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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5-05-19 15:00:05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中国经济保持了史无前例的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为什么中国至今没能产生国际知名的本土企业？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会大幅背离宏观经济表现，以至于冰火两重天？中国经济的“李约瑟之谜”答案可能就在于本该成为市场经济引擎的民营企业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那么多重要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能在近代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问题一经提出，直到现在，仍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求解。
今天，我们或许也可以试着提出关于中国经济的“李约瑟之谜”：中国经济保持了史无前例的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为什么中国至今没能产生国际知名的本土企业？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会那么背离牛气冲天的宏观经济表现，以至于冰火两重天？
看看2004年财富全球500强公司的名单吧。美国公司上榜的有189家，日本公司82家，中国大陆15家，且是清一色的国有垄断企业，排名最前的是名列第46位的国家电网公司。
而亚洲最大的5家公司都是日本公司，分别是丰田汽车、NTT（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日立、本田和索尼。除了NTT，其余都是私营企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教授黄亚生是最早一批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国际知名企业的学者，他同时也是关注中印经济比较的先行者。通过多年的比较研究，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压制得太久”。
中国股市为何成为中国经济的“反晴雨表”？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的解释是：“中国股市的问题在于：好公司不一定能够上市，上市的不一定是好公司。”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无法上市。
也许，之前我们对中国经济提出的两个疑问都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本该成为市场经济引擎的民营企业在金融、投资、法律保护等众多领域长期遭受着不公平待遇。
具有嘲讽意义的是，民营企业争取了多年的在投资领域的平等待遇其实只不过是“非禁即入”。一般说，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行的。可中国的状况却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不行的，但对外资企业来说，很多却是可以的。这种例子在银行、电信、电力、石油、石化等领域屡见不鲜。
今年2月国务院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破解无形壁垒的标志性一步。
就在世界高唱“中国世纪”的时候，我们能否畅想，有那么一天，中国经济的引擎可以将接力棒交给民营企业；有那么一天，财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将不再被国有企业所垄断……
以下是记者对黄亚生的专访。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怎样重塑着亚洲经济？
黄亚生：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最显著的原因是中国的规模——中国太大了，即使是温和地增长，也将对亚洲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但是也有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原因。一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增量效应比印度的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运行被中央计划经济压制得太深太久了，远远低于其潜力，所以中国的经济政策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都会带来巨大的效应。也就是说，改革释放了被压抑得太久的能量，所以效果非常明显。
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加工贸易经济体———中国大量进口，然后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这样即使中国整体的经济规模还很小，但中国的外贸效应非常大。
记者：您很早就提出，印度更加扶持国内民营企业发展的战略为印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您觉得，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习什么？
黄亚生：每次我到印度，我对印度人说，你们要向中国学习，对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加开放。每次我到中国，我对中国人说，你们应该向印度学习，对国内民营企业从金融和法律上给予扶持。我想两国可以互相学习很多东西。
我很高兴地看到，很多中国学者，甚至一些官员现在对印度很感兴趣。但是，如果他们认为印度惟一的优势就是软件产业的话，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我对印度的制造行业已进行了5年的调研，这其中有不少企业———都是国内民营企业———将在世界舞台上非常有竞争力。
记者：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欧美国家越来越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国内，这种增长模式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中国在这种模式下只是挣了点血汗钱，而大部分利润流向了外国公司。您认为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黄亚生：是的，我认为尽管这个模式在几个方面很成功，但是未来将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该模式仅仅产生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当中国面临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时，这个低附加值的模式将行不通。1980年代当日元升值后，日本的应对之策是加强产品创新，并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种类（比如丰田的lexus和日产的infiniti）。
由于国内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中国的私营企业根本不能和1980年代日本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相提并论。我们将要为此———不是因为引进外资或促进出口，而是因为对国内的民营企业压制得太久———付出巨大代价。我真的需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FDI，而是民营企业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高效率的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微软是民营企业，Intel是民营企业，GE是民营企业。如果这些公司坐落在中国，他们将得不到贷款和法律保护。有人认为韩国和日本之所以发展了是因为他们有大公司。其实，韩国和日本之所以发展是因为他们有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三星、现代、索尼、丰田、日产、本田，这些全都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变大是因为他们有效率，而不是这些企业大所以有效率。我国的大企业政策代价极大，因为该政策扶持的是一些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已经26年了，但中国还有很多人仍然没有领会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知识。
最后我想指出，经济发展有赖于人民的素质。中国人如此聪明、勤奋，如果我们能建立起正确的经济体制，那么有什么理由中国的人均GDP不是1万美元，而是现在的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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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储蓄率能持续多久
南方周末 2005-06-02 16:22:48
□徐滇庆 高娜 章倩文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保障经济高速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在讨论长期发展战略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高储蓄率能持续多久？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保持高储蓄率。高储蓄率通常只出现在经济起飞的前20－25年，中国的高储蓄率有望维持到2012年前后。在高储蓄率尚未走到终点之前，必须抓紧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可能出现的银行流动性风险。
世界各国储蓄率相差悬殊
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世界各国当中名列前茅。在1994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3％。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在讨论长期发展战略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高储蓄率还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就值得认真研究。
世界各国的储蓄率（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差很大。在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富国的储蓄率大约在20％左右。例如，美国的储蓄率为16.5％，英国16.7％，德国19.6％，加拿大23.2％。西方各国的储蓄率在最近几年呈下降趋势。一般地说，富国的储蓄率高于穷国，例如，布隆迪的储蓄率为5.2％，缅甸11.3％，埃及15.1％。
富国和穷国的排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些经济体赶了上来，由穷变富。他们的储蓄率都比较高。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大量投资，加快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在上个世纪储蓄率高，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例如，在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高达50.8％。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他们的储蓄率也相当高，例如，在1992年，泰国36.2％，马来西亚37.2％。可惜，这些国家和地区在1997年遭遇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势头减缓，储蓄率也明显下降了。从世界各国统计数据可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储蓄率。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了高储蓄率？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后储蓄率纷纷下降？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储蓄率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把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在传统社会中民众收入很低、消费水平很低。能够解决温饱已属不易，哪里还有能力储蓄？在这个阶段不可能出现较高的储蓄率。如果要经济高速增长，一定要改革经济体制，打破旧制度的束缚，解放生产力。经济起飞（高速增长）意味着大量投资，大规模建设工厂、基础设施，改善交通和通讯。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必然来源于储蓄。显然，只有高储蓄率才能保证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大量投资。高储蓄率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对立。当高速增长持续若干年之后，储蓄率将面临着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民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有能力储蓄更多，另一方面，人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追求有可能降低储蓄率。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激励生产积极性，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而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降低储蓄率。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储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Hellmut Schutte和Deanna Ciarlante在他们的书中指出：储蓄率的高低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相关。亚洲各国的消费形态和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居民的消费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儒学背景的亚洲国家的储蓄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钱纳里指出，提高投资和储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却不是充分条件。经济持续增长需要一系列制度变革。他指出，边际储蓄率在增长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常数。当人均收入增加时，边际储蓄率先增加然后再下降。平均储蓄率也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无论是边际储蓄率还是平均储蓄率都有一个高峰。
Aghevli，Boughton，Montiel研究了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贸易增长率、人口老化率、人口城市化程度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Edwards等人采用36个国家从1970到1992年之间的数据检验了储蓄率的决定要素，研究了导致各国储蓄率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他们指出有必要将储蓄分解为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两个部分。政府储蓄对于社会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也就是说，政府储蓄（投资）越高，整个社会的储蓄反而变低了。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储蓄率越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越高则储蓄率越高。
根据他们的研究，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变量有：（1）居民收入增长率，毫无疑问，如果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消费增长速度，储蓄率上升。
（2）人口年龄结构会明显地影响储蓄率。年轻人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而他们预期在未来有较高的收入，因此年轻人的储蓄较少。居民储蓄主要来自于16－60岁的人群。老年人不仅不能继续提供储蓄，反而要取出以往的储蓄以供退休后的消费。如果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3）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储蓄率。如果在短期内消费价格指数上升，有可能使得居民推迟消费，而增加资本项目投资。
（4）利率可能对储蓄产生双方面的影响。提高利率可以提高储户对未来收益的期待，鼓励储蓄。但是对于未来财富的乐观估计又可能提高当前的消费，从而降低储蓄。前者称为收入效应，后者称为替代效应。大量研究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率对储蓄的收入效应要高于财富替代效应。
（5）通货膨胀对储蓄也有两方面的影响。高通货膨胀会使得居民的财富贬值，物价上涨，为了保持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激励他们增加储蓄。与此同时，高通货膨胀使得投资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从而降低人们储蓄的愿望。
新一代消费高于长辈
在经济起飞之前，储蓄率长期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在经济起飞时期，随着人均GDP增长，储蓄率逐步上升。也就是说，储蓄增长的速度高于消费。储蓄率在“起飞阶段”达到高峰。当储蓄率上升到30％之后，在这个高水平上波动了一段时期。储蓄和消费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储蓄率保持基本不变。在“趋于成熟阶段”维持高储蓄率。在维持高储蓄率大约20－25年之后，消费的增长速度终于超过了储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开始逐年下降。在“大众高消费阶段”，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增加，储蓄率逐渐回落到“正常”水平。在储蓄率上升和下降之间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储蓄率维持在高水平上，几乎和其他变量的波动没有影响。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储蓄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和其他经济变量无关？
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到经济研究中，也许可以解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储蓄率变化的原因。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造就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性，包括他的消费习惯。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人很可能终身保持比较节俭的消费习惯。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之后，他们依然愿意维持原来的消费习惯，这群人的储蓄率必然比较高。而富家子弟从小花惯了钱，除非实在没有资金来源，他们将倾向于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
大量统计数据证实，人们往往在青年时代业已形成他们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之后，无论他们的收入或财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大多数人将保持他们的消费习惯不变。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未必能够增加他们的乐趣或者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许存在着某些特例，但是从社会群体来观察，人们在消费上保持着巨大的惯性。这个惯性使得人们选择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各得其乐。
从16岁到60岁年龄段的居民是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同时也是主要的储蓄者。在经济起飞之前，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居民处于贫困状态，购买力有限，习惯于比较俭朴的生活。随着经济起飞，他们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收入也逐渐升高。刚刚摆脱贫穷的人对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非常满足。即使他们的收入已经能够支撑较高的生活水准，但是惯性使得他们依然保持原有的消费习惯。大部分居民脑海中对于昔日贫穷的记忆，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防止再度跌入贫困。此外，在刚刚开始经济起飞的国家中服务业欠缺发达，尚且不能提供高档次、多元化的消费选择，有助于在社会上保持俭朴的风气。
可是，人们并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女重复当年艰苦的日子。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人们有能力为下一代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消费习惯与长辈迥然不同。他们衣食无虑，可支配的资金逐渐增加。特别是随着开放，大量外国商品和消费方式传入境内。迅速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为年青一代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消费攀比现象促使新一代具有高消费倾向。在亚洲四小龙，年青一代的消费水平普遍高于他们的长辈。
通常人们将收入分为消费和储蓄二个部分。如果收入和消费增长的比例相等，那么储蓄率将保持不变。另外，居民消费不仅和当期的收入有关，也依存于过去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我们把经济起飞初期年龄在16－60岁的人称为第一代，把年龄低于16岁以及在此之后出生的人称为第二代。显然，一年以后，第二代包括了0－17岁的人口。随时间进展，逐年递推，属于第二代的人口越来越多。由于当前中国的储蓄率在40％左右，因此可以假设第一代居民的边际消费率为0.6。假定每个居民保持他们原有的消费惯性，边际消费率终身不变。新增劳动力的边际消费率是个时间变量，逐年递增。假设每一年上升0.005，那么10年之后边际消费率上升到0.65，再过10年上升到0.7。边际消费率的数值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求出。
根据这些假设构筑的跨代模型可以描绘储蓄率变化的规律。当第一代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之后，自然会适度提高他们的消费。第二代人的消费不仅和他们的收入有关，而且他们的边际消费率也在逐年上升。随着岁月推移，第二代人在社会上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大约25－30年以后，第二代人在人口结构中占有多数。整个社会消费增加的速度必然超过收入，储蓄率下降。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在“经济起飞阶段”储蓄率上升，在“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达到“大众高消费阶段”之后储蓄率逐步下降，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由穷国消费模式转变为富国消费模式。
台湾和韩国的储蓄率变化
研究中国储蓄率的变化规律，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世界上别的经济体走过的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实现了由穷变富转变的经济体并不多。除了石油输出国之外，最典型的是亚洲四小龙。其中香港地区、新加坡属于城市型经济，和中国的可比性不高。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变化比较有借鉴意义。台湾地区和韩国在文化背景上都属于儒学。特别是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同文同种，在文化、经济各个方面相似的地方非常多。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发展领先大陆的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台湾地区和韩国储蓄率变化对于预测大陆储蓄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并没有明确地给出各个阶段的定量概念。本文试图根据储蓄率的变化定量地划分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在“经济起飞阶段”，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储蓄率和人均GDP增长率正相关。在“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变化无关，储蓄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当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时，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变化呈现负相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储蓄率逐渐下降，并且趋向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在1970年跨过25％。1972年跨过30％。在1987年台湾储蓄率达到顶峰38.5％。随后，台湾的储蓄率开始下滑。在1989年降到了30％，在2001年降到25％以下。如果以25％作为高储蓄率，台湾从跨入高储蓄率到储蓄顶峰花了16年，维持在高储蓄率大约30年。如果以30％作为高储蓄率，那么，台湾在高储蓄率阶段维持了24年。
分析表明，台湾在1970年以前，储蓄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1970到1989期间，储蓄率的变动则基本上和人均国民收入没有关系。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为“趋于成熟阶段”。
从1990年到2003年，在储蓄率和人均收入之间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在此期间，台湾的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呈显著负相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下降。这表明台湾已经进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
韩国的储蓄率在1976年超过了25％，在1984年比较稳定地超过了30％。在1988年达到顶峰（40.5％）。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00年韩国的储蓄率降到30％以下。韩国保持30％以上的高储蓄率26年。
详细分析，在1976－1999年期间，韩国处于“趋于成熟”阶段，一直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在韩国经济“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并不密切。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能解释储蓄率的变化。可是，当这个经济体连续保持高储蓄率超过25－30年以后，韩国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储蓄率开始逐年下降。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当人均收入增长时，储蓄率反而逐步降低。
对中国大陆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和台湾地区在1970到1989年，韩国在1976年到1989年期间的情况基本相同。
分析表明，在1979年到1987年期间，中国大陆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在1987年以后，中国大陆储蓄率的变化和其他变量没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人均收入在这段时间内迅速增加，而居民消费增长的速度与收入基本相当。无论其他变量如何变化，中国的储蓄率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水平，这表明中国目前依然处于经济发展的“趋于成熟阶段”。因此，有理由将1987年选择为“趋于成熟阶段”的起点。
高储蓄率还能保持多长时间
究竟高储蓄率能够保持多长时间？由于世界上实现了由穷变富的经济体为数不多，目前尚且缺乏足够的样本来进行计量分析。并且各经济体的文化传统背景各不相同，维持高储蓄率的时间必然会有一定的差异。然而有一点结论是相当清晰的：维持高储蓄率的时间很难超过一代人。
从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在1979－1987年期间，工资制度还处于计划体制下，收入上升得比较慢。粮票、布票等计划经济下特有的消费分配方式仍在继续。市场机制尚在形成过程之中。收入和消费同时增长，而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因此，中国的储蓄率呈上升态势。第一代效应占据主流。1987年以后，在消费和收入的关系上市场机制逐渐占据主流。因此，将1987年选择为“趋向成熟阶段”的起点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
在第一代人依然是社会劳动力主体的时候，收入和消费几乎等比例增长。储蓄率在高水平上波动。岁月推移，越来越多的第二代年轻人参加工作。随着第二代人在16－60岁年龄段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也会逐渐发生变化。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必然会超过收入增长速度，从而使得储蓄率呈下降态势。
韩国和台湾地区保持高储蓄率25年左右，考虑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储蓄依然保持着较大的份额，中国大陆的高储蓄率可能维持25－30年。如果我们以1987年作为“趋于成熟阶段”的起点，那末，大约在2012－2017年期间，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将明显出现下滑趋势。由于储蓄率下降有可能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重大的冲击，因此必须在储蓄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时期抓紧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徐滇庆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高娜、章倩文为该学院学生）
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图表略，详见PDF）
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图表略，详见PDF）
中国的高储蓄率能持续多久
南方周末 2005-06-02 16:22:48
□徐滇庆 高娜 章倩文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保障经济高速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在讨论长期发展战略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高储蓄率能持续多久？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保持高储蓄率。高储蓄率通常只出现在经济起飞的前20－25年，中国的高储蓄率有望维持到2012年前后。在高储蓄率尚未走到终点之前，必须抓紧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可能出现的银行流动性风险。
世界各国储蓄率相差悬殊
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世界各国当中名列前茅。在1994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3％。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在讨论长期发展战略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高储蓄率还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就值得认真研究。
世界各国的储蓄率（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差很大。在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富国的储蓄率大约在20％左右。例如，美国的储蓄率为16.5％，英国16.7％，德国19.6％，加拿大23.2％。西方各国的储蓄率在最近几年呈下降趋势。一般地说，富国的储蓄率高于穷国，例如，布隆迪的储蓄率为5.2％，缅甸11.3％，埃及15.1％。
富国和穷国的排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些经济体赶了上来，由穷变富。他们的储蓄率都比较高。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大量投资，加快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在上个世纪储蓄率高，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例如，在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高达50.8％。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他们的储蓄率也相当高，例如，在1992年，泰国36.2％，马来西亚37.2％。可惜，这些国家和地区在1997年遭遇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势头减缓，储蓄率也明显下降了。从世界各国统计数据可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储蓄率。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了高储蓄率？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后储蓄率纷纷下降？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储蓄率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把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在传统社会中民众收入很低、消费水平很低。能够解决温饱已属不易，哪里还有能力储蓄？在这个阶段不可能出现较高的储蓄率。如果要经济高速增长，一定要改革经济体制，打破旧制度的束缚，解放生产力。经济起飞（高速增长）意味着大量投资，大规模建设工厂、基础设施，改善交通和通讯。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必然来源于储蓄。显然，只有高储蓄率才能保证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大量投资。高储蓄率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对立。当高速增长持续若干年之后，储蓄率将面临着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民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有能力储蓄更多，另一方面，人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追求有可能降低储蓄率。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激励生产积极性，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而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降低储蓄率。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储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Hellmut Schutte和Deanna Ciarlante在他们的书中指出：储蓄率的高低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相关。亚洲各国的消费形态和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居民的消费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儒学背景的亚洲国家的储蓄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钱纳里指出，提高投资和储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却不是充分条件。经济持续增长需要一系列制度变革。他指出，边际储蓄率在增长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常数。当人均收入增加时，边际储蓄率先增加然后再下降。平均储蓄率也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无论是边际储蓄率还是平均储蓄率都有一个高峰。
Aghevli，Boughton，Montiel研究了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贸易增长率、人口老化率、人口城市化程度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Edwards等人采用36个国家从1970到1992年之间的数据检验了储蓄率的决定要素，研究了导致各国储蓄率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他们指出有必要将储蓄分解为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两个部分。政府储蓄对于社会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也就是说，政府储蓄（投资）越高，整个社会的储蓄反而变低了。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储蓄率越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越高则储蓄率越高。
根据他们的研究，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变量有：（1）居民收入增长率，毫无疑问，如果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消费增长速度，储蓄率上升。
（2）人口年龄结构会明显地影响储蓄率。年轻人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而他们预期在未来有较高的收入，因此年轻人的储蓄较少。居民储蓄主要来自于16－60岁的人群。老年人不仅不能继续提供储蓄，反而要取出以往的储蓄以供退休后的消费。如果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3）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储蓄率。如果在短期内消费价格指数上升，有可能使得居民推迟消费，而增加资本项目投资。
（4）利率可能对储蓄产生双方面的影响。提高利率可以提高储户对未来收益的期待，鼓励储蓄。但是对于未来财富的乐观估计又可能提高当前的消费，从而降低储蓄。前者称为收入效应，后者称为替代效应。大量研究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率对储蓄的收入效应要高于财富替代效应。
（5）通货膨胀对储蓄也有两方面的影响。高通货膨胀会使得居民的财富贬值，物价上涨，为了保持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激励他们增加储蓄。与此同时，高通货膨胀使得投资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从而降低人们储蓄的愿望。
新一代消费高于长辈
在经济起飞之前，储蓄率长期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在经济起飞时期，随着人均GDP增长，储蓄率逐步上升。也就是说，储蓄增长的速度高于消费。储蓄率在“起飞阶段”达到高峰。当储蓄率上升到30％之后，在这个高水平上波动了一段时期。储蓄和消费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储蓄率保持基本不变。在“趋于成熟阶段”维持高储蓄率。在维持高储蓄率大约20－25年之后，消费的增长速度终于超过了储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开始逐年下降。在“大众高消费阶段”，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增加，储蓄率逐渐回落到“正常”水平。在储蓄率上升和下降之间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储蓄率维持在高水平上，几乎和其他变量的波动没有影响。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储蓄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和其他经济变量无关？
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到经济研究中，也许可以解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储蓄率变化的原因。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造就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性，包括他的消费习惯。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人很可能终身保持比较节俭的消费习惯。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之后，他们依然愿意维持原来的消费习惯，这群人的储蓄率必然比较高。而富家子弟从小花惯了钱，除非实在没有资金来源，他们将倾向于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
大量统计数据证实，人们往往在青年时代业已形成他们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之后，无论他们的收入或财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大多数人将保持他们的消费习惯不变。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未必能够增加他们的乐趣或者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许存在着某些特例，但是从社会群体来观察，人们在消费上保持着巨大的惯性。这个惯性使得人们选择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各得其乐。
从16岁到60岁年龄段的居民是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同时也是主要的储蓄者。在经济起飞之前，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居民处于贫困状态，购买力有限，习惯于比较俭朴的生活。随着经济起飞，他们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收入也逐渐升高。刚刚摆脱贫穷的人对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非常满足。即使他们的收入已经能够支撑较高的生活水准，但是惯性使得他们依然保持原有的消费习惯。大部分居民脑海中对于昔日贫穷的记忆，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防止再度跌入贫困。此外，在刚刚开始经济起飞的国家中服务业欠缺发达，尚且不能提供高档次、多元化的消费选择，有助于在社会上保持俭朴的风气。
可是，人们并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女重复当年艰苦的日子。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人们有能力为下一代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消费习惯与长辈迥然不同。他们衣食无虑，可支配的资金逐渐增加。特别是随着开放，大量外国商品和消费方式传入境内。迅速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为年青一代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消费攀比现象促使新一代具有高消费倾向。在亚洲四小龙，年青一代的消费水平普遍高于他们的长辈。
通常人们将收入分为消费和储蓄二个部分。如果收入和消费增长的比例相等，那么储蓄率将保持不变。另外，居民消费不仅和当期的收入有关，也依存于过去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我们把经济起飞初期年龄在16－60岁的人称为第一代，把年龄低于16岁以及在此之后出生的人称为第二代。显然，一年以后，第二代包括了0－17岁的人口。随时间进展，逐年递推，属于第二代的人口越来越多。由于当前中国的储蓄率在40％左右，因此可以假设第一代居民的边际消费率为0.6。假定每个居民保持他们原有的消费惯性，边际消费率终身不变。新增劳动力的边际消费率是个时间变量，逐年递增。假设每一年上升0.005，那么10年之后边际消费率上升到0.65，再过10年上升到0.7。边际消费率的数值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求出。
根据这些假设构筑的跨代模型可以描绘储蓄率变化的规律。当第一代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之后，自然会适度提高他们的消费。第二代人的消费不仅和他们的收入有关，而且他们的边际消费率也在逐年上升。随着岁月推移，第二代人在社会上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大约25－30年以后，第二代人在人口结构中占有多数。整个社会消费增加的速度必然超过收入，储蓄率下降。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在“经济起飞阶段”储蓄率上升，在“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达到“大众高消费阶段”之后储蓄率逐步下降，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由穷国消费模式转变为富国消费模式。
台湾和韩国的储蓄率变化
研究中国储蓄率的变化规律，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世界上别的经济体走过的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实现了由穷变富转变的经济体并不多。除了石油输出国之外，最典型的是亚洲四小龙。其中香港地区、新加坡属于城市型经济，和中国的可比性不高。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变化比较有借鉴意义。台湾地区和韩国在文化背景上都属于儒学。特别是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同文同种，在文化、经济各个方面相似的地方非常多。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发展领先大陆的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台湾地区和韩国储蓄率变化对于预测大陆储蓄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并没有明确地给出各个阶段的定量概念。本文试图根据储蓄率的变化定量地划分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在“经济起飞阶段”，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储蓄率和人均GDP增长率正相关。在“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变化无关，储蓄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当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时，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变化呈现负相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储蓄率逐渐下降，并且趋向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在1970年跨过25％。1972年跨过30％。在1987年台湾储蓄率达到顶峰38.5％。随后，台湾的储蓄率开始下滑。在1989年降到了30％，在2001年降到25％以下。如果以25％作为高储蓄率，台湾从跨入高储蓄率到储蓄顶峰花了16年，维持在高储蓄率大约30年。如果以30％作为高储蓄率，那么，台湾在高储蓄率阶段维持了24年。
分析表明，台湾在1970年以前，储蓄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1970到1989期间，储蓄率的变动则基本上和人均国民收入没有关系。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为“趋于成熟阶段”。
从1990年到2003年，在储蓄率和人均收入之间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在此期间，台湾的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呈显著负相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下降。这表明台湾已经进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
韩国的储蓄率在1976年超过了25％，在1984年比较稳定地超过了30％。在1988年达到顶峰（40.5％）。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00年韩国的储蓄率降到30％以下。韩国保持30％以上的高储蓄率26年。
详细分析，在1976－1999年期间，韩国处于“趋于成熟”阶段，一直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在韩国经济“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并不密切。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能解释储蓄率的变化。可是，当这个经济体连续保持高储蓄率超过25－30年以后，韩国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储蓄率开始逐年下降。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当人均收入增长时，储蓄率反而逐步降低。
对中国大陆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和台湾地区在1970到1989年，韩国在1976年到1989年期间的情况基本相同。
分析表明，在1979年到1987年期间，中国大陆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在1987年以后，中国大陆储蓄率的变化和其他变量没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人均收入在这段时间内迅速增加，而居民消费增长的速度与收入基本相当。无论其他变量如何变化，中国的储蓄率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水平，这表明中国目前依然处于经济发展的“趋于成熟阶段”。因此，有理由将1987年选择为“趋于成熟阶段”的起点。
高储蓄率还能保持多长时间
究竟高储蓄率能够保持多长时间？由于世界上实现了由穷变富的经济体为数不多，目前尚且缺乏足够的样本来进行计量分析。并且各经济体的文化传统背景各不相同，维持高储蓄率的时间必然会有一定的差异。然而有一点结论是相当清晰的：维持高储蓄率的时间很难超过一代人。
从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在1979－1987年期间，工资制度还处于计划体制下，收入上升得比较慢。粮票、布票等计划经济下特有的消费分配方式仍在继续。市场机制尚在形成过程之中。收入和消费同时增长，而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因此，中国的储蓄率呈上升态势。第一代效应占据主流。1987年以后，在消费和收入的关系上市场机制逐渐占据主流。因此，将1987年选择为“趋向成熟阶段”的起点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
在第一代人依然是社会劳动力主体的时候，收入和消费几乎等比例增长。储蓄率在高水平上波动。岁月推移，越来越多的第二代年轻人参加工作。随着第二代人在16－60岁年龄段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也会逐渐发生变化。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必然会超过收入增长速度，从而使得储蓄率呈下降态势。
韩国和台湾地区保持高储蓄率25年左右，考虑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储蓄依然保持着较大的份额，中国大陆的高储蓄率可能维持25－30年。如果我们以1987年作为“趋于成熟阶段”的起点，那末，大约在2012－2017年期间，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将明显出现下滑趋势。由于储蓄率下降有可能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重大的冲击，因此必须在储蓄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时期抓紧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徐滇庆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高娜、章倩文为该学院学生）
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图表略，详见PDF）
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图表略，详见PDF）
Tuesday, June 0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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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中国世纪
南方周末 2005-05-19 15:00:03
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中国世纪》
朱镕基作序、约翰·威利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世纪》
沃顿商学院出版的《中国世纪》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编者按 5月16日，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上特别指出，这充分表达了大家对中国及亚洲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的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中国经济如何影响亚洲和世界经济，自身又该如何持续发展？本报在论坛期间特别组织了以下三篇报道，以飨读者。
相比起西方津津乐道的“中国崛起”，中国领导人谈得更多的是“民族复兴”。事实上，后者更加准确。在新的亚洲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世纪也会很快到来吗？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警惕经济模式可能的脆弱之处。
5月16日，2005年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财富》全球论坛10年9届举办史上第三次登陆中国，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中国经济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之前，全球主流媒体已经把聚光灯对准了中国。《财富》杂志在论坛举办前推出封面专题组合报道《变化中的中国》，探讨中国正怎样被她与世界的互动所改变。和《财富》杂志同属于时代华纳集团的CNN（美国有线电视网），从5月14－22日推出整整一周的包括直播和专题片在内的《聚焦中国》报道。CNN在之前的预告片中称，考虑到“中国在本世纪中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日渐上升”，《聚焦中国》将揭示“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正在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即使撇开时代华纳下属媒体，中国的崛起仍然是一个常新的话题。美国《新闻周刊》5月9日就推出封面组合报道《中国世纪》，解读为什么未来属于中国。
“中国世纪”不仅在《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许多西方主流媒体成为报道标题，而且也屡屡成为书名。沃顿商学院近期就出版了Oded Shenkar撰写的《中国世纪》。Shenkar在这本书中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且还列出了在中国世纪中，西方企业为了生存和繁荣必须要做的事情。
媒体聚焦的背后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共识：这个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了20多年的国家将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候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相比起西方津津乐道的“中国崛起”，中国领导人谈的更多的是“民族复兴”。事实上，后者更加准确。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统计，中国经济在1799年达到顶峰，当时的GDP占全球的44％，这个比例比今天的美国还大一倍。而根据高盛集团（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的统计，中国这个“世界最大”一直保持到1840年。而在此之前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当时的影响更多限于亚洲。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承认中国“复兴”是比“崛起”更准确的表述。但他提醒，假设美国按照2％、中国按照6％的速度增长，中国在2025年后的某个时间里GDP将和美国的相当，但届时中国经济在构成和复杂程度上仍将远逊于美国；中国人均收入要和美国持平至少要到2075年以后。
“中国要形成对美国绝对优势的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约瑟夫·奈说。
亚洲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共沉浮。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在1820年工业革命开始初期，亚洲占世界产值的3／5。而到194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5，尽管当时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根据亚行预测，到2025年，亚洲经济的比重将重新达到历史巅峰水平。
在过去400年的时间里，全球权力发生了两次重要转移，一次是17世纪左右欧洲的崛起，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西方大国挥洒野心、争夺利益的舞台。但是现在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发挥的作用，全球的权力正在发生第三次重要转移，那就是亚洲的崛起。
中国经济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她的“大”。大，尽管不强，本身就足以让人瞩目。
中国市场的力量
中国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崛起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受自由贸易规则约束的时代，中国没法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在聚焦出口拉动型增长的同时还能做到本国市场的相对封闭。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于2001年加入了承诺更加开放本国市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其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越来越不可分割。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今年1月份公布的统计，2004年中国吸引了全球612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中的约10％，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同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量约占全球的6.4％。中国已经成为很多企业，乃至国家的重要增长点。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的CEO霍华德·舒尔茨近日对媒体说，3年后星巴克在中国的连锁店数量很可能要超过美国。而日本在2003财年一反10年的低迷，其GDP增长出人意料地增长3.2％，不少国外专家认为，中国市场是帮助日本走出衰退边缘的关键。
中国进口数量的增加（2004年超过5600亿美元）正在改写着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恐怕就是中日贸易依存度的对调：中国刚刚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则结束了12年来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退居欧盟和美国之后成为老三。
根据日本财务省日前发表的贸易统计速报，2004财政年度（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日本与中国（包括香港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约2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持续上升。
不仅是日本，韩国2003年新增的贸易中，与中国的贸易也占第一位。
随着中国国内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已经迅速成为铁矿石、钢铁等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并帮助推高了这些产品的价格。
中国对石油的巨大胃口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自给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今年中国估计一半的石油都要靠进口。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奉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一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专家认为，那时中国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外交战略而只有发展战略。但是石油短缺加速了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的转变，“能源外交”渐行渐近。
警惕中国经济的脆弱性
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且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很大方面源于其贸易力量。中国去年荣升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但是仔细分析我们的出口结构，很容易就能发现，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脆弱性。
2004年，中国出口额达到5933.7亿美元，其中55％是加工贸易，57％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而在总额为1655.4亿美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三资企业贡献了87.3％，其中独资企业出口占65％。
这也就是说，中国从看似繁荣的出口贸易中获利很少，挣的大部分是血汗钱。利润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被外资公司垄断，而在中国真正拥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往往利润很低，比如鞋、纺织品、家具、打火机等，而且这些辛苦钱还越来越不容易挣。一旦这些附加值低的产品大规模进入别国市场的时候，很容易引起反倾销、特保调查等贸易冲突，甚至会发展到诸如“烧鞋”等恶性事件。
所以，在当今的国际贸易条件下，中国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挣钱越来越不易，惟一的出路就是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但这一步受制于本土创新能力的缺乏，以及国外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密的关注，而注定要成为一条艰难的道路。
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风险和美国息息相关。
中国和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这是建立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巨大的贸易逆差之上），而同时中国在其巨额外汇储备中主要持有的是美元。
前者被一些美国专家认为是美国可以控制中国的杀手锏。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威胁限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就能有效控制中国的政策。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政府拥有巨额美元储备，就等于拥有了对美国施压的武器———如果中国大量抛售美元，将导致美元危机。
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注定是两败俱伤。而合作共赢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一年前，当记者问约翰·桑顿，为什么辞去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的位置而来清华教书，他说，中国的崛起是他这一辈子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但“也许美国还没有习惯这点”。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行为习惯应该尽早形成，而且应该是积极的。中美两国应该把对方看成是朋友和伙伴。”桑顿说，“尽管存在分歧，时不时会发生一些具体的事情，但他们需要对两国关系有一个长远的认识。如果中美关系坚固、健康、积极，这将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注目中国世纪
南方周末 2005-05-19 15:00:03
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中国世纪》
朱镕基作序、约翰·威利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世纪》
沃顿商学院出版的《中国世纪》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编者按 5月16日，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上特别指出，这充分表达了大家对中国及亚洲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的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中国经济如何影响亚洲和世界经济，自身又该如何持续发展？本报在论坛期间特别组织了以下三篇报道，以飨读者。
相比起西方津津乐道的“中国崛起”，中国领导人谈得更多的是“民族复兴”。事实上，后者更加准确。在新的亚洲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世纪也会很快到来吗？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警惕经济模式可能的脆弱之处。
5月16日，2005年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财富》全球论坛10年9届举办史上第三次登陆中国，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中国经济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之前，全球主流媒体已经把聚光灯对准了中国。《财富》杂志在论坛举办前推出封面专题组合报道《变化中的中国》，探讨中国正怎样被她与世界的互动所改变。和《财富》杂志同属于时代华纳集团的CNN（美国有线电视网），从5月14－22日推出整整一周的包括直播和专题片在内的《聚焦中国》报道。CNN在之前的预告片中称，考虑到“中国在本世纪中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日渐上升”，《聚焦中国》将揭示“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正在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即使撇开时代华纳下属媒体，中国的崛起仍然是一个常新的话题。美国《新闻周刊》5月9日就推出封面组合报道《中国世纪》，解读为什么未来属于中国。
“中国世纪”不仅在《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许多西方主流媒体成为报道标题，而且也屡屡成为书名。沃顿商学院近期就出版了Oded Shenkar撰写的《中国世纪》。Shenkar在这本书中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且还列出了在中国世纪中，西方企业为了生存和繁荣必须要做的事情。
媒体聚焦的背后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共识：这个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了20多年的国家将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候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相比起西方津津乐道的“中国崛起”，中国领导人谈的更多的是“民族复兴”。事实上，后者更加准确。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统计，中国经济在1799年达到顶峰，当时的GDP占全球的44％，这个比例比今天的美国还大一倍。而根据高盛集团（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的统计，中国这个“世界最大”一直保持到1840年。而在此之前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当时的影响更多限于亚洲。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承认中国“复兴”是比“崛起”更准确的表述。但他提醒，假设美国按照2％、中国按照6％的速度增长，中国在2025年后的某个时间里GDP将和美国的相当，但届时中国经济在构成和复杂程度上仍将远逊于美国；中国人均收入要和美国持平至少要到2075年以后。
“中国要形成对美国绝对优势的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约瑟夫·奈说。
亚洲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共沉浮。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在1820年工业革命开始初期，亚洲占世界产值的3／5。而到194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5，尽管当时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根据亚行预测，到2025年，亚洲经济的比重将重新达到历史巅峰水平。
在过去400年的时间里，全球权力发生了两次重要转移，一次是17世纪左右欧洲的崛起，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西方大国挥洒野心、争夺利益的舞台。但是现在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发挥的作用，全球的权力正在发生第三次重要转移，那就是亚洲的崛起。
中国经济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她的“大”。大，尽管不强，本身就足以让人瞩目。
中国市场的力量
中国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崛起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受自由贸易规则约束的时代，中国没法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在聚焦出口拉动型增长的同时还能做到本国市场的相对封闭。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于2001年加入了承诺更加开放本国市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其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越来越不可分割。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今年1月份公布的统计，2004年中国吸引了全球612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中的约10％，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同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量约占全球的6.4％。中国已经成为很多企业，乃至国家的重要增长点。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的CEO霍华德·舒尔茨近日对媒体说，3年后星巴克在中国的连锁店数量很可能要超过美国。而日本在2003财年一反10年的低迷，其GDP增长出人意料地增长3.2％，不少国外专家认为，中国市场是帮助日本走出衰退边缘的关键。
中国进口数量的增加（2004年超过5600亿美元）正在改写着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恐怕就是中日贸易依存度的对调：中国刚刚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则结束了12年来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退居欧盟和美国之后成为老三。
根据日本财务省日前发表的贸易统计速报，2004财政年度（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日本与中国（包括香港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约2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持续上升。
不仅是日本，韩国2003年新增的贸易中，与中国的贸易也占第一位。
随着中国国内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已经迅速成为铁矿石、钢铁等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并帮助推高了这些产品的价格。
中国对石油的巨大胃口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自给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今年中国估计一半的石油都要靠进口。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奉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一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专家认为，那时中国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外交战略而只有发展战略。但是石油短缺加速了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的转变，“能源外交”渐行渐近。
警惕中国经济的脆弱性
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且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很大方面源于其贸易力量。中国去年荣升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但是仔细分析我们的出口结构，很容易就能发现，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脆弱性。
2004年，中国出口额达到5933.7亿美元，其中55％是加工贸易，57％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而在总额为1655.4亿美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三资企业贡献了87.3％，其中独资企业出口占65％。
这也就是说，中国从看似繁荣的出口贸易中获利很少，挣的大部分是血汗钱。利润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被外资公司垄断，而在中国真正拥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往往利润很低，比如鞋、纺织品、家具、打火机等，而且这些辛苦钱还越来越不容易挣。一旦这些附加值低的产品大规模进入别国市场的时候，很容易引起反倾销、特保调查等贸易冲突，甚至会发展到诸如“烧鞋”等恶性事件。
所以，在当今的国际贸易条件下，中国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挣钱越来越不易，惟一的出路就是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但这一步受制于本土创新能力的缺乏，以及国外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密的关注，而注定要成为一条艰难的道路。
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风险和美国息息相关。
中国和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这是建立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巨大的贸易逆差之上），而同时中国在其巨额外汇储备中主要持有的是美元。
前者被一些美国专家认为是美国可以控制中国的杀手锏。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威胁限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就能有效控制中国的政策。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政府拥有巨额美元储备，就等于拥有了对美国施压的武器———如果中国大量抛售美元，将导致美元危机。
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注定是两败俱伤。而合作共赢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一年前，当记者问约翰·桑顿，为什么辞去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的位置而来清华教书，他说，中国的崛起是他这一辈子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但“也许美国还没有习惯这点”。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行为习惯应该尽早形成，而且应该是积极的。中美两国应该把对方看成是朋友和伙伴。”桑顿说，“尽管存在分歧，时不时会发生一些具体的事情，但他们需要对两国关系有一个长远的认识。如果中美关系坚固、健康、积极，这将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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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经济优势是产业升级
南方周末 2005-05-26 15:51:29
□李京生
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立足于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
日本、韩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产业的成功，在于成功开创和应用了产业经济学。
中国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科学认识产业发展规律，才能达到发展的目标。
产业升级应摆到应有的地位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时刻。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格局。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立足于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许多拥有更低廉劳动力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和中亚诸国都在中国后面学习和追赶。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种形势的严重性，还将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有学人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发展的临界点，走过去就可能赶上欧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走不过，就像拉美，有可能出现诸多不利状况。更多的学人称人均GDP1000美元（千元点）是经济发展的转折（这一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提及）。可以预见，国际国内形势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来自于外界环境，更来自于中国经济中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转换。
作为中国产业发展的经历者和研究者，我们认为，中国应当跳出经济冷热的简单分析层面，用产业经济的观点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把一个长期忽略的概念———产业，摆回到其应有的地位上来。
产业升级转换是经济发展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现象，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经济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是必然现象，关键在于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产业研究，使我们对经济的研究从一般性的总量层面，深入到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之中，真正揭示产业发展的规律，从而走出快慢两难的经济发展困境。
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关键时刻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当前与中国经济水平发展相对应的所有重要产业，都暴露出一些问题。
中国2003年首次感受到了近年以来最为强烈的通货膨胀压力。一股重化工投资浪潮正在席卷中国大地。
受到利益的驱动，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加入到以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者行列中，数以百亿计的资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工等产业当中。经济发展积攒的财富、基础、经历和动机，改革开放孕育出来的一切升级力量漫无导向地释放出来。
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激烈争论的时候，务实的日本人发现，他们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期。从对中国低价索单到高价拒单，日本长年低迷的整个制造业全面复活，濒临灭亡和放弃的造船业更是起死回生，定单几年做不完。日本经济终于摆脱了“失落的十年”的漫长梦魇。同时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增。中国再一次为这两个以对外贸易作为基本国策和发展基础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从钢铁到手机到汽车，中国再次用国内市场充当了国际产业解放者。火热经济带来的需求，本是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由于认识滞后，缺少产业准备，这个机会只好双手奉送他人。
在高端产业表现出需求旺盛的同时，在低端产业方面则暴露出发展隐患。
中国的对外出口，从家电的反倾销、纺织品设限到被焚烧的鞋城，屡遭抵制。中国产品总是被当作国外市场侵略者。
即使这样，以低档产品为主的中国经济显露出进一步的危机。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产业面临着升级的压力。2004年开始，珠三角号称短缺民工200万，荒风迅速向长三角、环渤海地区蔓延。民工荒意味着民工工资待遇要求的提高，也即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意味着单靠血汗工资低成本竞争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一些外资企业已经开始撤离中国，“回归”东南亚。越南、印尼、印度等正计划用成本优势抢夺我们引进的外资。
在低端产业中国逐渐丧失优势的同时，接续产业，主要是家电汽车等高端组装工业，出现更多的发展问题。
备受看好并被认为是发展楷模的手机业，由于突然面临的液晶显示屏、晶体振动器、LCD连接器及控制器等核心部件严重缺货，使中国企业遭受到严重打击，外国企业开始联合起来用技术门坎限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同样，在DVD领域，外国企业看到时机成熟，开始联手大幅提高专利费用，使国内企业陷于绝地。在汽车产业方面，中国从合资企业确实学到了先进技术和管理。但由于发展策略不明，我们十余年前提出要防止出现的台湾地区汽车工业的状况已经开始出现：大陆汽车产业在产量巨大增长的表象背后，正在形成外方为脑，中方为躯，外方指挥中方，中方不得不严重依赖外方力量（外方对技术、产品的控制形成绝对权力）在国内进行激烈竞争的残酷局面。
“中国企业在合资中贡献为零”的著名言论，是跨国公司心态的全面体现。随着加入WTO的进程不断深入和政策的不断开放，外资开始大力加强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力度，不仅用技术手段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而且开始用资金、产品及市场力量排挤中方，迫使中方出局，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达到全面控制、利益通吃的目的。
当人们在以走外向型经济道路为傲，甚至在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猛跑的同时，一些依靠三资企业支撑的产业，已经开始显露出其虚浮的本性，开始移出中国。在服装电子等产业势头尤为明显。
进入中国的资本，其根本目的在于赚取相对利润，它们可以从世界各地转移过来，也可以从中国转移出去。抽走资金、技术、市场等基本要素，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产业荒漠———废弃的厂房、过时的设备和失业的员工（这就是南美曾经遇到的际遇）！
日韩启示：产业升级是惟一途径
综观世界后发达国家，成功越过千元点的典范当属日、韩。分析其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创造和应用了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产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认为，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和一定阶段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如果产业结构得不到及时转化，必然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日本、韩国在产业经济学的指导下，不断实现产业升级，从而进入相应经济水平的产业结构，顺利度过千元点。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面临的振兴总目标，是尽快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日本认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高附加价值化”的趋势。因此，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依靠企业管理的改善不可能达到赶超欧美的目标，必须确定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
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经济立法和经济措施，扶持战略产业的起飞和诱导经济按照既定的目标发展，这种国家规划和干预产业结构构成的思想，把以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接触及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均衡问题，从推动产业结构在合乎规律的转换中求得发展速度和效益，形成了后进国家赖以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基本理论——产业经济学的精髓和核心。
首先用生产率上升率、市场扩大率、就业增长率、产业波及率等与经济社会发展攸关的量化指标确定战略产业。
在政府指导下，日本的产业逐步向上推进，呈现出非常清晰的产业发展路线。从轻纺到重化（钢铁、造船、石油化工），到加工组装（家电、汽车），结构有序地按照规划路径，达到了发展目标，在国际市场上朝着出口高附加价值产品，进口低附加价值产品的目标迈进，赚尽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利益。同时回避了贸易摩擦。
韩国成功地压缩了日本的发展。从1974年发表“长期振兴纲要”设立发展目标开始，将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向目标倾斜。短短二十几年时间，使一个饱经战火的落后的农业国家，使一个国土面积极其狭小、资源条件极为贫瘠的国家，通过轻纺（玩具、服装），重化（钢铁、造船），加工组装（家电、汽车）一系列清晰的产业发展步骤实现了工业化目标。
中国必须充分重视产业发展
日本、韩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产业的成功，在于他们不是简单地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和重复西方发展道路，而是成功开创和应用了产业经济学。日本、韩国均有专门设立的国家级的产业研究院，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谋机构，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对执行中的产业政策提出调整办法、监控和研究政策执行效果、为政府在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用产业经济的指导思想，必须科学认识产业发展规律，必须利用产业政策的执政手段，才能达到发展的目标。
中国目前经济分析中少有针对产业进行的分析。经济分析方法往往停留在总量层面。经济政策，包括关税、金融、税收等各方面政策多与产业发展无关。由工业化催生的股市，在中国和产业发展无甚关系，与产业不可分离的科技发展，也往往追求所谓成果而与产业发展脱节。
相对日本、韩国而言，中国产业方面的政策不仅制定时研究不够，执行中出了问题也不能及时调整。
中国更缺少对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主流学者崇尚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忽视位于其间的产业经济。
经济是由产业组成的，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过程，都必然通过产业来体现。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分析，产业经济更具实用性。缺少了产业经济研究，便无法全面认识经济发展中的现象，无法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间复杂的关系，只能用冷与热的浅层观点去判断经济现象，用一刀切的简单方法去处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关系层面，应当加大对产业的关注，用发展产业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手段，用产业发展的水平作为改革方案及设想的目标和实施步骤的判别标准，结合产业的发展实施改革政策，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
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否定产业升级和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趋势。如目前广泛报道的一种观点坚称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国情，称中国目前发展轻工业有比较优势，同等数量的投资更能解决劳动就业，等等。这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截然相反的观点。
如果用二次甚至多次的动态观点看待就业机会，重工业的投资就业率则远远高于轻工业。而忽视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更是目前对中国经济认识肤浅的根本所在。在任一先进产业领域，落后国家都不可能具有与生俱来的比较优势。当年日本一定要赶超欧美，没有比较优势，就去创造比较优势。所以早在1950年代初期，日本就提出了“轿车救国论”，从而开始了在制造业对欧美的全面赶超。韩国人在回应中国人用惯常思维表示的言论“中国人连肚子都吃不饱，怎么会考虑发展汽车工业”时，答曰：“正是为了改变我们吃不饱肚子的状况，我们才一定要在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考虑发展汽车工业。”日本放弃了轻纺业，就业更加充分。韩国产业不断成功升级，更令世界刮目相看。日、韩今日的成功，其产业经济相关理论和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目前很多人反对中国发展重化工业，更多的提法是要搞新型工业化。在理论上，新型工业化是完美无缺的，搞新型工业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新型工业应当有具体的内容，空喊口号无助于中国产业发展。当今之时，中国万不能从概念出发，因寻找和追求“新型工业”而迷失现有产业发展的方向。应当认识到，任何新型工业都是在原有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同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一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对应的，脱离自身条件泛泛空谈，是违反科学的态度。我们担忧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应达到重化工业起飞阶段的关键时刻，如果否定工业发展的规律，影响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将使中国再次错过发展的关键机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作者为中国汽车工业经济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
中国未来经济优势是产业升级
南方周末 2005-05-26 15:51:29
□李京生
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立足于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
日本、韩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产业的成功，在于成功开创和应用了产业经济学。
中国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科学认识产业发展规律，才能达到发展的目标。
产业升级应摆到应有的地位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关键时刻。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格局。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立足于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许多拥有更低廉劳动力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和中亚诸国都在中国后面学习和追赶。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种形势的严重性，还将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有学人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发展的临界点，走过去就可能赶上欧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走不过，就像拉美，有可能出现诸多不利状况。更多的学人称人均GDP1000美元（千元点）是经济发展的转折（这一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提及）。可以预见，国际国内形势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来自于外界环境，更来自于中国经济中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转换。
作为中国产业发展的经历者和研究者，我们认为，中国应当跳出经济冷热的简单分析层面，用产业经济的观点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把一个长期忽略的概念———产业，摆回到其应有的地位上来。
产业升级转换是经济发展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现象，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经济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是必然现象，关键在于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产业研究，使我们对经济的研究从一般性的总量层面，深入到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之中，真正揭示产业发展的规律，从而走出快慢两难的经济发展困境。
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关键时刻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当前与中国经济水平发展相对应的所有重要产业，都暴露出一些问题。
中国2003年首次感受到了近年以来最为强烈的通货膨胀压力。一股重化工投资浪潮正在席卷中国大地。
受到利益的驱动，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加入到以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者行列中，数以百亿计的资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工等产业当中。经济发展积攒的财富、基础、经历和动机，改革开放孕育出来的一切升级力量漫无导向地释放出来。
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激烈争论的时候，务实的日本人发现，他们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期。从对中国低价索单到高价拒单，日本长年低迷的整个制造业全面复活，濒临灭亡和放弃的造船业更是起死回生，定单几年做不完。日本经济终于摆脱了“失落的十年”的漫长梦魇。同时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增。中国再一次为这两个以对外贸易作为基本国策和发展基础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从钢铁到手机到汽车，中国再次用国内市场充当了国际产业解放者。火热经济带来的需求，本是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由于认识滞后，缺少产业准备，这个机会只好双手奉送他人。
在高端产业表现出需求旺盛的同时，在低端产业方面则暴露出发展隐患。
中国的对外出口，从家电的反倾销、纺织品设限到被焚烧的鞋城，屡遭抵制。中国产品总是被当作国外市场侵略者。
即使这样，以低档产品为主的中国经济显露出进一步的危机。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产业面临着升级的压力。2004年开始，珠三角号称短缺民工200万，荒风迅速向长三角、环渤海地区蔓延。民工荒意味着民工工资待遇要求的提高，也即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意味着单靠血汗工资低成本竞争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一些外资企业已经开始撤离中国，“回归”东南亚。越南、印尼、印度等正计划用成本优势抢夺我们引进的外资。
在低端产业中国逐渐丧失优势的同时，接续产业，主要是家电汽车等高端组装工业，出现更多的发展问题。
备受看好并被认为是发展楷模的手机业，由于突然面临的液晶显示屏、晶体振动器、LCD连接器及控制器等核心部件严重缺货，使中国企业遭受到严重打击，外国企业开始联合起来用技术门坎限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同样，在DVD领域，外国企业看到时机成熟，开始联手大幅提高专利费用，使国内企业陷于绝地。在汽车产业方面，中国从合资企业确实学到了先进技术和管理。但由于发展策略不明，我们十余年前提出要防止出现的台湾地区汽车工业的状况已经开始出现：大陆汽车产业在产量巨大增长的表象背后，正在形成外方为脑，中方为躯，外方指挥中方，中方不得不严重依赖外方力量（外方对技术、产品的控制形成绝对权力）在国内进行激烈竞争的残酷局面。
“中国企业在合资中贡献为零”的著名言论，是跨国公司心态的全面体现。随着加入WTO的进程不断深入和政策的不断开放，外资开始大力加强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力度，不仅用技术手段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而且开始用资金、产品及市场力量排挤中方，迫使中方出局，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达到全面控制、利益通吃的目的。
当人们在以走外向型经济道路为傲，甚至在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猛跑的同时，一些依靠三资企业支撑的产业，已经开始显露出其虚浮的本性，开始移出中国。在服装电子等产业势头尤为明显。
进入中国的资本，其根本目的在于赚取相对利润，它们可以从世界各地转移过来，也可以从中国转移出去。抽走资金、技术、市场等基本要素，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产业荒漠———废弃的厂房、过时的设备和失业的员工（这就是南美曾经遇到的际遇）！
日韩启示：产业升级是惟一途径
综观世界后发达国家，成功越过千元点的典范当属日、韩。分析其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创造和应用了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产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认为，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和一定阶段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如果产业结构得不到及时转化，必然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日本、韩国在产业经济学的指导下，不断实现产业升级，从而进入相应经济水平的产业结构，顺利度过千元点。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面临的振兴总目标，是尽快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日本认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高附加价值化”的趋势。因此，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依靠企业管理的改善不可能达到赶超欧美的目标，必须确定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
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经济立法和经济措施，扶持战略产业的起飞和诱导经济按照既定的目标发展，这种国家规划和干预产业结构构成的思想，把以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接触及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均衡问题，从推动产业结构在合乎规律的转换中求得发展速度和效益，形成了后进国家赖以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基本理论——产业经济学的精髓和核心。
首先用生产率上升率、市场扩大率、就业增长率、产业波及率等与经济社会发展攸关的量化指标确定战略产业。
在政府指导下，日本的产业逐步向上推进，呈现出非常清晰的产业发展路线。从轻纺到重化（钢铁、造船、石油化工），到加工组装（家电、汽车），结构有序地按照规划路径，达到了发展目标，在国际市场上朝着出口高附加价值产品，进口低附加价值产品的目标迈进，赚尽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利益。同时回避了贸易摩擦。
韩国成功地压缩了日本的发展。从1974年发表“长期振兴纲要”设立发展目标开始，将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向目标倾斜。短短二十几年时间，使一个饱经战火的落后的农业国家，使一个国土面积极其狭小、资源条件极为贫瘠的国家，通过轻纺（玩具、服装），重化（钢铁、造船），加工组装（家电、汽车）一系列清晰的产业发展步骤实现了工业化目标。
中国必须充分重视产业发展
日本、韩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产业的成功，在于他们不是简单地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和重复西方发展道路，而是成功开创和应用了产业经济学。日本、韩国均有专门设立的国家级的产业研究院，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谋机构，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对执行中的产业政策提出调整办法、监控和研究政策执行效果、为政府在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用产业经济的指导思想，必须科学认识产业发展规律，必须利用产业政策的执政手段，才能达到发展的目标。
中国目前经济分析中少有针对产业进行的分析。经济分析方法往往停留在总量层面。经济政策，包括关税、金融、税收等各方面政策多与产业发展无关。由工业化催生的股市，在中国和产业发展无甚关系，与产业不可分离的科技发展，也往往追求所谓成果而与产业发展脱节。
相对日本、韩国而言，中国产业方面的政策不仅制定时研究不够，执行中出了问题也不能及时调整。
中国更缺少对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主流学者崇尚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忽视位于其间的产业经济。
经济是由产业组成的，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过程，都必然通过产业来体现。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分析，产业经济更具实用性。缺少了产业经济研究，便无法全面认识经济发展中的现象，无法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间复杂的关系，只能用冷与热的浅层观点去判断经济现象，用一刀切的简单方法去处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关系层面，应当加大对产业的关注，用发展产业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手段，用产业发展的水平作为改革方案及设想的目标和实施步骤的判别标准，结合产业的发展实施改革政策，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
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否定产业升级和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趋势。如目前广泛报道的一种观点坚称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国情，称中国目前发展轻工业有比较优势，同等数量的投资更能解决劳动就业，等等。这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截然相反的观点。
如果用二次甚至多次的动态观点看待就业机会，重工业的投资就业率则远远高于轻工业。而忽视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更是目前对中国经济认识肤浅的根本所在。在任一先进产业领域，落后国家都不可能具有与生俱来的比较优势。当年日本一定要赶超欧美，没有比较优势，就去创造比较优势。所以早在1950年代初期，日本就提出了“轿车救国论”，从而开始了在制造业对欧美的全面赶超。韩国人在回应中国人用惯常思维表示的言论“中国人连肚子都吃不饱，怎么会考虑发展汽车工业”时，答曰：“正是为了改变我们吃不饱肚子的状况，我们才一定要在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考虑发展汽车工业。”日本放弃了轻纺业，就业更加充分。韩国产业不断成功升级，更令世界刮目相看。日、韩今日的成功，其产业经济相关理论和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目前很多人反对中国发展重化工业，更多的提法是要搞新型工业化。在理论上，新型工业化是完美无缺的，搞新型工业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新型工业应当有具体的内容，空喊口号无助于中国产业发展。当今之时，中国万不能从概念出发，因寻找和追求“新型工业”而迷失现有产业发展的方向。应当认识到，任何新型工业都是在原有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同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一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对应的，脱离自身条件泛泛空谈，是违反科学的态度。我们担忧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应达到重化工业起飞阶段的关键时刻，如果否定工业发展的规律，影响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将使中国再次错过发展的关键机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作者为中国汽车工业经济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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